就司法改革问题回应贺卫方先生

高一飞

我在《经济观察报》发表“司法改革的方向应当重新调整”（《经济观察报》，2008-8-04，以下简称“《重新调整》”）一文以后，贺卫方先生有一段评论。他说：

看近期《人民法院报》，所谓“大学习、大讨论”铺天盖地，大有司法改革全面倒退之势。可悲的是，学者或昧于情势，或观念混乱，也跟着大合唱。一些观点简直丧失了基本的学术纪律。举一个例子，高一飞教授在他的文章里居然说他对所谓“法院工作必须始终坚持 ‘三个至上’，即‘必须把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作为始终坚持的指导思想’”是“很赞同的”。我真的不理解，这位我一向非常尊重的同行为什么会“非常赞同”这种根本违反逻辑规则的口号，“至上”只可能一个，三个至上又怎么个至上法？彷佛一个家庭里，要坚持公公意志至上，婆婆意志也至上，媳妇的意志还要至上，这是哪门子逻辑？如果说三者同一，即党的事业、人民利益和法律宪法是一致的，那又何苦一分为三、浪费文字？如果三者不一，那么在三者发生冲突时，总要有个效力位阶，告诉我们以谁为“真至上”吧。况且按照我们一直的标榜，三者不一的可能性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党的全部事业都是以人民利益为最高依归的；宪法和法律又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它们完全就是一体的，又何必“三个至上”，岂非文字游戏？   看来需要讨论的不只是司法改革的方向，也许更包括学术的独立和尊严。（http://heweifang.fyfz.cn，2008-8-7。）

我对司法改革方向的态度本来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看完先生的评论，我感到有必要再加以说明。

先来说说所谓逻辑上可否存在“三个至上”的问题。“‘至上’只可能一个，三个至上又怎么个至上法？”这一说法表面上是质疑得很有道理，但从形式逻辑来看，三种利益同为一个位阶是完全可能的，如公平、正义与秩序对社会（实质上可能有争议），空气、阳光与水对生命，就不一定要有一个谁为第一的排序。从实质内容来看，在王胜俊院长的“三个至上”中，作为政治家，他当然应当尊重党领导司法的现实，真正要争论的是：人民利益至上和宪法法律至上是否可能。我认为，通过司法程序中法官对“人民群众感受”的把握，正确理解抽象的宪法法律，这正是“良法之治”所需要的，只有这样才能既遵照宪法法律，又不至于让法官成为法律面前的机器，这正是现代司法要完成的使命。

中国的法院院长是政治家，对于政治家的讲话，就如同看《人民日报》，我们要透过表面上的政治“大词”的细微变化去看背后的深意。而且，要司法完全远离政治，是学者们构建的一个神话，正如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麦克洛斯基所言：“法官及其忠实的支持者相信，或者说声称相依，宪法是技术上的神秘之物，以绝对正确的方式向掌握着秘诀的人表明自己；宪法是一种唱片，法官只是一台播放他的留声机，没有什么政治偏见；他们是这样的一群人，一旦穿上法袍，便设法不再是一般的人，不会梦想让自己的主观价值判断影响其对宪法的理解。从来没有一个法院能够像这样，也从来没有一个法律体系如此肯定地拥有一位法律解释的引导者。”“美国最高法院就是一个有主见的、制订政策的政治机构”。（《美国最高法院》，第三版，罗伯特•麦克洛斯基著、桑福德•列文森增订，任东来、孙雯、胡晓进翻译，任东来陈伟审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我在《重新调整》一文中对“三个至上”表示赞同的完整表述是：“对此，我是非常赞同的，这与以前的最高法院领导单纯强调司法独立的观念有重大不同。司法受制之后才谈司法独立，应当成为司法改革的基本方向。”这是我分析了王胜俊院长“三个至上”、“五个统筹兼顾”、“五方面做到与时俱进”、“死刑裁判三个依据”（其中包括要“以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为依据”）等讲话后的感受，即：明显的感觉到了“这与以前的最高法院领导单纯强调司法独立的观念有重大不同”。而在此之前，“最高法院前院长肖扬认为，我国司法中的根本问题是司法的地方化、行政化和非职业化”。我所谓“完全赞同”，显然强调的是“三个至上”及其所指导的一系列司法改革的新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