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8月中国行政法学会年会与海峡两岸行政法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召开，借此良机，宪行天下网站记者对与会学者进行了采访，本网将陆续刊登学者访谈。
本网记者曾军、邵长茂就行政许可相关问题对刘莘教授进行了采访，本文文字由周蓉整理。
记者：刘老师，您最近在关注什么热点问题，参加这一次年会将发表什么方面的文章？
刘莘：因为七月一日许可法开始实施。最近这一段时间，从社会活动来说，主要是在一些政府部门、行政机关讲许可法。所以这一段时间对行政许可的研读比较多一点。
记者：这次行政许可法从出台到实施，它一直受到极高重视，可以说相对于其他的同期制定的法律来说，从中央到地方受到了更高的重视。政府机关、社会各界都在组织学习行政许可法，也组织了一些专家学者进行宣讲。掀起了一个学习行政许可法的高潮。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呢？
刘莘：我想这与行政许可法出台前的大背景有关。立法都是为了解决实践当中的一些问题。行政许可在以前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许可的设定权不清楚，这样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如许许多多的主体都在设定许可，包括乡镇、县和没有规章制定权的一些行政主体，可能全国上千的主体都在自己制定许可，那有些部门就有可能利用许可来搞地方保护，把市场给分割了，不允许外地的产品进入本地市场。问题的症结就在于许可权设定权不清楚，没有说明哪个主体可以设立，哪个主体不能设立。另外，还有很多问题在此之前都暨待解决，比如程序、时效不明确，在许可中审批重于监管。还有些地方利用许可“搭车收费”，我们有过统计，就是所有的许可基本上都是要收费的。不管什么,要许可就要收费，他就助长了乱收费的风气。而这个风气杀了很多年了，始终杀不住，我想与许可中的“搭车收费”有很大联系。许可法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但另外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就是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样一个背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等于我们与世界上一百四十多个国家进行竞赛，大家在同等的环境下进行一场比赛。这是一场经济上的竞争，这种竞争谁能大赢，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他的生产力水平，科技水平的高低。这是根本的，在这个方面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优势。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行政管制的问题，许可就在其中。如果政府管得太严，就等于捆住了市场主体的手脚。我们的这种行政管制如果反而捆住了我们自己的手脚。就会导致我们在经济竞争中打败仗。我们认为，许可法就是放松管制。在行政许可法的总则，包括许多具体的规则中，都体现了放松管制。有人问我，行政许可法这么多条，你能不能用简单的话来概括，他要我们行政机关做什么？我说简单说就是放松管制。因为许可是必须的，这是一个大前提，他对我们的经济秩序、社会秩序的维持起到一个把关的作用，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要把管制降到最低的程度，非得保留的许可我们才保留。
记者：刘老师，您在讲许可的过程中，是否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一些行政机关及其部门，因为他们的行政许可设定权没有了。他们的重要收入来源就没有了。行政许可发法实施以后，他们会不会有抵触情绪?从而对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产生巨大的阻力。
刘莘：从行政机关来说，他们的肯定是有顾虑的，有的甚至有抵触情绪。这有他的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现在有人觉的对行政机关的束缚太多，把行政机关捆的太紧。我个人有这样的看法：立法和执法在一定的程度上是脱节的。其实并不意味着法律法规本身不是什么好法。他可能规定的很好，但实施起来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那说明什么问题呢？任何一部法律，它的实施都有一个法则环境的问题，也就是说他需要一系列的规则、制度上配套的东西以及观念上的创新，它不是一个一蹙而就的事情。你刚才提问当中讲的那个问题，把以前不明确的设定权交给法律、法规，这就相当于断了有些行政部门的“财路”，而且即使是可以许可的机关他也不能坐收坐支，行政机关产生一些抵触情绪是正常的。这是从主观方面来讲，客观导致行政机关患得患失的原因主要是行政机关应该得到的财政拨款不到位，你要让他完成的任务与你给他的经费是有差距的，然后你又让他完成这些任务，他也必须完成这些任务，他肯定要打主意了，他就会在行政许可上做文章了。这里存在一个行政制度环境的问题，你能保证把应该拨的款项都拨下来吗？很明显做不到啊，财政部也好，国务院也好，都不可能做的到啊。所以在这里有一个法制环境的问题，不是你把法条写进去了就万事大吉了，你得想方设法改变我们的财政拨款制度啊。你要解决问题不是一个单一的措施就可以了，而是要一系列的配套措施，要有一个良好的制度、法律环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