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大家都说的话我就没有必要再说了，我们强调的是学术分工，而不是同仇敌忾。"
记：《北大法律人》上次采访您还是在您做院长之前了，不知道您最近各方面情况如何？去年一个讲座中自称"当了院长就不再做学问了"，这个说法应该如何理解？
朱：实际上，文章也在发表，书也在翻译。但是，什么是做学问、做研究？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写写文章就叫研究了？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的文章里讨论的问题材料大多来自报纸，不是讨论我们生活的周围，像黄碟案，就是讨论我们自己，像公共知识分子。但这都不是真正调查的东西。我认为这都不是最好的研究。
记：也就是说您认为缺乏实际的经验研究？
朱：对，搞法律必须做经验研究。中国的法学在这方面必须改变，尤其是北大，要树风气之先。我们的法学一直都以做文字解释为主，但如果中国的法学院培养的学生都是这样，将来怎么承担国家的重任，怎么去做企业的老总、做真正的大律师？法学一定要注重生活，我们要知道法律到底是解决什么问题的，又怎样能够解决好。孙志刚事件以后，废除了收容遣送，结果乞丐满街走，却没人敢去动他，这也是法律人做出来的事情，落到实际却不能令人满意，说明我们在某些方面的欠缺。所以我特别强调经验研究。而我这几年基本上没有做这样的东西。（记：时间太紧了。）对，栓在这儿了。当然我也通过手头的文字资料做一些，这也是经验材料，但显然不够，你必须得了解更多。比如律所到底是怎样，中国的法院系统内部到底是怎样一种情况，等等，这些不调查都不能知道。很多人觉得我们学法律不要管这些，管法条就好了。这不是好的法学。
记：听说你这两年写了一本《法律与文学》，可是我们一直没有看到……
朱：对，因为没有最后发表。其实四年前就完稿了，一直在讲它，但没有时间去好好修改。我希望自己每写一本书都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每写一篇文章，都不能只是在重复自己。
以前喜欢过文学，但我觉得这本书和文学还不是太有关系，主要想讨论一些制度问题。我做这一类的研究是希望把法学理论拓展一下。虽然书里很多涉及中国司法制度，但直接说制度吧，可能会得罪人。我不想太得罪人（笑），从这个角度讨论就好一些。另外，写这样的读者面会更广些。如果讨论实际的具体案件，很多人不一定关心，因为没心思没时间把你这个案件从头到尾看一遍。但如果是像梁祝这种案例，是传统戏曲，已经深入民间，大家都知道，我就不需要再仔细去描写故事，直接就可以开始分析，省了我很多事情。
记：去年有这样的说法，觉得您对像孙志刚案、刘涌案这样的重大事件不发表见解，却注目于黄碟案之类，似乎有避重就轻式的滑头？
朱：问题在于，我愿意关心的就是大家都不大愿意关心的问题。大家都说的话我就没有必要再说了，我们强调的是学术分工，而不是同仇敌忾。恰恰是别人没注意的问题，我注意到了。比如说黄碟案，我也同意你们说的不能侵犯公民隐私权，但问题是，就这么一警察，他怎么知道那是一对夫妻，而不是倒卖光碟呢？作为一个学者，不能只重复别人已经说了的、都在讲着的话，而要发现别人没有看到的问题。我不否定其他学者做的工作，中国社会对普法和法学都需要，所以他们做的我都尊重。但你们说错了的、遗漏了的地方，我就拾遗补阙，这样才能把学术往前推，对不对？否则不论刘涌案、黄碟案，其实不用老师们写那样的文章，那些话、那些道理，你也会讲的，是不是？但我相信你们看了我写的关于黄碟案的文章，就会发现，哦，原来这个问题还可以这样看。我们得努力让学生往前走，而不是使老师降低到学生的水平上。
再比如那个奸淫幼女的司法解释的问题。我觉得那个解释确实有问题，而且我觉得刑法学界的所有回答，都没有把我的文章驳倒。包括在每一个具体的法律细节上，他们都没能比我讲得更细致。我讲这会造成贪污腐败的问题，会造成特定人选的问题，你却总说"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是我们国家刑法的基本原则"，这不能回答我的问题嘛。另外，像不公正的司法解释这样的问题，老百姓不会关心，他们更关心刘涌案，关心刘涌这样一个杀了人的恶棍应该怎么处理。可最容易出毛病的恰恰是那些以规则形式出现的东西。那里面没有具体的人出现，所以老百姓不关注，只有知识分子出于想象力，才能想象到其中的问题。这正是知识分子应该做的。所以我那时在春节期间急急忙忙去搞这个东西，专门查了那么多资料，美国的案例，欧洲的法律，--我相信没有哪个学者比我查的更多，虽然我也认为没有查够。我认为学者就应该做这样的事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