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才听振民教授在底下说，少做点评论，多提些问题。我提一点问题，法律保留与特别授权立法，刘教授的题目是立法保留，我不知道为什么用立法保留而不用法律保留，在56条解释的时候说，依据法律纳税，这不应该狭义的法律，我个人是反对的。你为什么用立法保留而不用法律保留？和立法相对应有一个行政，行政法规是不是立法呢？第二真正展开的深度问题无论是税收法律保护还是劳动教养、言论自由等，重要的制度方面没有从理论上更多的是为什么要做法律保留？你讲了英国、法国、美国的，中国宪法什么样的规定？为什么说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涉及到公民财产权的东西应该怎么去做？为什么没有在宪法的植入？对宪法文本反思的问题，不能停留在宪法文本上。第三特别授权立法，这是相对于一般授权而言的，84年、85年的例子从现在看是不得已的选择，说得轻一点是不得已的，说得一点是乱象中的不得已的选择。从经济学上的探讨，特别授权立法即便是特别授权，包括对于深圳的授权立法，不仅是行政立法，还是地方机关立法，应该根据什么样原则，它的事项、程序还可以进行补充。第四是税收法律保护，你在256页对宪法的理解也是犯了一个错误，所有的法律相对宪法都是狭义的考虑，前后也是自相矛盾的。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依照当时的文本解释是有一个逻辑的矛盾。与其这样解释，你应该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特别授权，为你的解释做出合理的桥梁。
关于余教授的问题，我想提三个问题，第一题目，事实与规范相对应的，僵化是灵活相对应的。怎么能规范和僵化之间呢？第二是自由裁量权，仅仅谈了裁量，自由裁量的部分，还有基础裁量的问题。我们谈行政裁量有两大块。第三建议，在后面的文章中，像日本的APA和国外的APA增加一部分所谓的法定努力义务也好，增加财政基本标准化，会显得文章更有深度。
完了。
王周户主持人：第二位评论人谭宗泽教授，西南政法大学。
谭宗泽：首先，我们看于老师对京华的裁量基准的做法并不是持完全肯定的态度，京华的实践我看了裁量以后，我也有三点想法。在座的人都知道，作为行政行为来讲，基础性和裁量性同样都是一种合理的合法的存在。现在我们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给裁量行为重新再把他基础起来，这种努力忽视了裁量行为或者裁量权存在的合理性。所做的非常详细的量刑和处罚也好，我们可以想像以前听说过的某一个法院联合一个电脑公司，对量刑的行为输入程序让电脑量刑，这种看似公正实际非常荒唐，因为由于具体的情况不同，不同的年代，在相同的时间也会因为事件的不同而不都，这对于主观能动性的保护和努力也都是不利的。这种量刑下的队伍也只能是越来越懒惰和平庸。这次对裁量权的尊重是理论和实践都应该做的事情。
第二对裁量权进行控制，最重要的是灌输一种法律的理念，法律的价值，是立法层面上的问题。如果立法本身是正当的，正义的，保护的价值是不值得保护的。技术规范是必要的，但是不能把工作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和法律精神忽略了替代了。
主持人：由于有质疑有问题，我给两位报告人协商沟通以后，我们采取契约原则，一人一分钟的回应。
刘莘：我回应一下湛教授的四个问题，他讲为什么用立法保留而没有用法律保留，从概念上说法律保留可以细分为两种，一个是立法保留，一个是行政法上的保留，行政法上的保留和立法保留的含义实际上不完全一样，行政法保留可以简单的说是职权法定的意思，所有的行政权利包括立法的权利都来源于法律，立法保留才是第8条、第9条说说的保留。
最后一个问题，湛教授提出是不是有矛盾，宪法56条上说公民依法纳税，那法不是法律吗？宪法一共有82个地方出现依法、法律这样的字样，但是经过宪法学者的研究表明，这个56条里所写的法律实际上是个广义的法律而不是狭义的法律。本新闻共 6页,当前在第 3页 1 2 3 4 5 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