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我国地方人大立法与西方议会立法不同，基本上是抽象行为的立法，其立法听证的核心和灵魂在于论辩性。论辩性也是我国立法听证区别于座谈会、论证会等其他传统的立法民主形式的主要特点。提高立法听证会论辩性要从听证议题的可辩性、双方陈述人的人数、陈述能力，以及陈述的时间、机会的对等性等方面来保障。

关键词：立法听证       论辩性          重庆市立法听证

2000年3月立法法颁布以来，重庆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分别于2002年8月和2004年11月，就《重庆市物业管理条例》和《重庆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立法，先后进行了两次听证。重庆市法制办公室在起草《重庆市土地房屋权属登记管理条例》等法规的过程中也举行了立法听证。在听证中，我们注意发挥立法听证在立法民主的实现形式上具有公开性、广泛性、易于调动公民参与立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等优长的同时，也特别注意弘扬其论辩性的优长，收到了较好效果。

一、    从中西方立法听证的异同看我国立法听证中论辩的重要性

听证，系泊来语，英文为“hearing”，根据《朗文当代英语词典》(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原意即“听取意见”，可解释为“听力”、“倾听”、“审讯”、“听取意见会”等等。根据听证机构的不同，西方国家的听证一般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司法听证，多在司法领域用于解决特定的事实争论，亦称审判型听证。二是议会听证，在形式上可细分为立法听证、决策听证、监督听证。三是行政听证，包括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行政裁决、行政处罚、行政决策、行政立法的听证。与我国各地举行的立法听证相比，西方议会的立法听证具有两大特点：

其一，西方议会立法权的宽泛性决定其立法听证的多样性。在西方国家，提交议会审议的议案称为法案（Bill），法案的审议通过也就称之为立法。其议会立法除一般立法意义上法律的创制、订立、修改、废止外，还包括对某一具体事项的立法。前者与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的立法权相同，是一种抽象行政行为；后者部分类似于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享有的决定权和监督权。西方议会的立法权是相当宽泛的，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的议会立法，往往经常的、大量的是针对具体事项进行立法[1]。如2003年、2005年美国佛洛里达州议会和联邦议会分别就特里·夏沃(Terri Schiavo)进食管案的紧急立法[2]，2004年美国国会关于驻伊美军经费拨款法案[3]；有关于克林顿绯闻案的调查[4]、关于发动伊拉克战争理由的真实性（伊拉克是否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调查[5]等等。西方议会立法的这种宽泛性决定其立法听证的多样性[6]。其中，相似于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决定权和监督权性质的关于具体事项的立法，其听证在通常情况下也类似于对待决定和监督行为的调查质证，旨在查明事实。英美法系国家议会立法听证，属于这种质证形式的占了大多数。

我国从立法体系和方式上看，基本上可归属于大陆法系。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其职权与西方议会的职权有较大的差异。我国国家权力机关的立法主要是针对社会普遍遵循的事项确立法律规范，是不针对具体对象或具体事项的抽象性的立法行为，立法过程所探究的不是事实的真相问题，而是立法机关即将形成的立法性事实对利益相对人的损益的权衡。这就决定了其立法听证是收集信息资料的途径之一，利益相对人的意见和建议的完整、全面的表达，则成为影响立法结果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我国立法机关的立法听证，不存在那种调查质证的形式。

其二、西方议会立法听证具有制度上的某种强制性。西方听证制度源于司法诉讼。那种针对具体事项立法的质证方式的立法听证实际上带有准司法调查性质（如弹劾总统）。在这类立法听证中，陈述人承担法定的作证义务，其陈述词具有证明性质。同行政机关的决策听证、监督听证一样，这类立法听证的核心是出于寻求支持提案人主张的理由或证据。因此，其立法听证就不能不具有制度性的强制力特征，有别于我国立法听证。这种强制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